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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责的概念超越了个人，延伸至整个国家。卡尔·雅斯贝尔斯在反思战后德国人的罪恶感时，称之为“形而上的罪恶感”——生活在犯下暴行的社会中的普遍负担。对于俄罗斯来说，这种罪恶感并没有因为异见人士或无权无势者而减轻；这一制度强化了俄罗斯人的这种状况，无论身处何方，所有俄罗斯人都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中，所有从俄罗斯移民出来的人也都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中，但他们却无法让克里姆林宫最终从他们那里移民出去。这正是“善良的俄罗斯人”的典型特征。

当操场变成弹坑，当母亲们无力放开孩子冰冷的手无声嚎叫之后，“”又恢复了平静。那些为俄罗斯的自由大声疾呼的人们中，几乎没有人能说出导弹是俄罗斯的、受害者是无辜的。在那个可怕的日子里，几乎没有人说“犯罪”，几乎没有 开曼群岛电话号码库 人写“凶手”。只有谨慎的遗憾、没有指责的悲伤、没有地址的人道主义。是的，在批判了这种沉默之后，许多人“记起”了他们的公众角色，但他们绝对没有记起自己的灵魂……雅斯贝尔斯就是这样写的：“如果你闭上眼睛，罪恶感并不会消失——它会变成沉默的罪恶感。”

汉娜·阿伦特及其模仿的“俄罗斯平庸之恶”……
凶手不是动物，不是疯子，而是“普通”俄罗斯人？汉娜·阿伦特将此称为“平庸之恶”，这种恶是按计划发生的，不是明目张胆的恶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恶。邪恶是向幼儿园所在地发射火箭的人，也是写道“他们在等什么？”的评论员，也是不说“这没有发生”的人。